除了忙着处理北线的乱局外，日军高层还忙着扶植汪逆上位，进而分裂国民**。

汪对抗战本无信心，虽然写过装点门面的抗战八股，但他的得意之作，还在骂游击队，说他们是游来游去，游而不击。尽管汪身居高位，但是却在蒋的压制之下，因此汪精卫、陈璧君夫妇俩深感寄人篱下，十分抑郁，如果一朝独立为王，朝廷虽小，终胜牛后，民族软骨病在他身上起了作用。

早在1938年的时候，汪精卫就派梅思平、高宗武等人为代表，与日本代表影佐帧昭、今井武夫等人在上海虹口公园附近的“重光堂”举行最后谈判，双方经过8天的讨价还价，最后达成了所谓“重光堂协议”。

根据这个协议，双方约定缔结华日防共协定，内蒙为特殊“防共”地区，日本在“防共区”驻兵。还要承认（默认）满洲国，日本废除在中国的治外法权，归还日本的在华租界。华日经济提携，在开发利用华北资源方面，为日本提供特殊方便。补偿因事变而造成的在华日本侨民所受的损失，日本不要求赔偿战费。

作为条件，恢复和平后，日军在两年以内撤军。

另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，就是日本军方对中国分而治之的战略。日本军方感到一个统一的大中国对日本总是一个威胁，最好的消除中国威胁方法就是把中国分为数个国家“分而治之”。

日军先在东北制造了一个满洲国，又于1937年12月在华北制造了一个以王克敏为首的北平中华民国临时**，再于1938年4月在长江下游地区制造了一个以梁鸿志为首的南京中华民国维新**。

日方本来计划汪精卫出面建立一个局限于云南两广的地方**，而汪精卫坚持必须撤销梁鸿志和王克敏等的地方**，由汪精卫的中央**统一领导中国。由于汪精卫在此问题上态度十分坚决，日方最后让步同意汪精卫的新**统一领导中国。

达成协议之后，汪逆便开始图谋出走重庆，然后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到沦陷区重组班底。

当时从重庆外出的道路有两条，一条由重庆飞香港，很捷便，但太冒险，一来是有日本人的战机不断地轰炸，二来是国民**的情报机关也对外出的人员要审查。

另一条是经昆明赴国外，先到安南（今越南），再图北上。

这后一条路比较安全，但问题是首先要征得龙云的同意，才好行事。

在这之前，陈璧君就以视察抗战后方为名，分别到各地看看。到了昆明她见了龙云，谈汪精卫在重庆徒拥虚名，对国家无可贡献，很想换换环境；再谈抗日战争旷日持久，**总以非嫡系军队作牺牲，即使若干年后抗战结束，**党势已坐大，西南风云恐亦变色了。

陈璧君也算是一个不错的演员，边说边哭，龙云为之动容，向陈保证：汪先生如果来昆明，我很欢迎；如果愿意就此出国，我亦负责护送，一切决无问题。

因为事先陈璧君已从龙云处得了这颗定心丸，所以